excel表格_excel函数公式大全_execl从入门到精通
愿景与悖论： 传播学CiteSpace可视化工具引入现状批判2024-05-15 03:26:46
作者
廖金英，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以技术为中心”到“以经验为中心”：社交媒体研究之理论演进》（项目编号：2016BS102）的阶段成果，并受四川外国语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SISU201615）。
一
CiteSpace许诺的
愿景只是美好的误会
CiteSpace的开发者曾这样描述CiteSpace的功能：“从科学计量和寻径网络算法（path Finder）等，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陈悦，陈超美，刘则渊，胡志刚，王贤文，2015）但是问题是，库恩真的提供了科学演进预测的方法论指导吗？本文的答案是：没有，库恩的范式理论至少在三个方面与开发者标榜的软件功能完全相悖。
首先，库恩的范式理论是事后描述而不是预测动向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以科学史上几次重大的科学发现为主要线索串联“范式”及其转换理论，溯及亚里士多德时代、托勒密天文学等早期科学成就，晚至20世纪如爱因斯坦方程，却从未提及当下各门类科学研究的现状、反常与范式突破的可能方向，换句话说，预测并不是库恩的研究诉求。
库恩时刻不忘标榜自己的研究身份是一名“真实的历史学家”（库恩， 1962/2012：4），声明自己是从相对直接的历史问题出发，转回到更多关注哲学问题，而正是对哲学的关注进一步引导自己去“关心历史”的（库恩，1962/2012：1）——至于历史的呈现方式，“诚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是一门纯粹的描述性学科”（库恩，1962/2012：7）——库恩确是在描述中展开对于科学史（侧重于物理学史）的选题和谈论，书名“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直白展露出 “结构”才是库恩考察的核心。
仔细阅读还可发现，库恩对预测的认定很谨慎，只在第七章《危机与科学理论的突破》中提及“唯一完备的预见，也是最著名的预见”（库恩，1962/2012：64），是公元前3世纪阿利斯塔克对哥白尼日心说的预见，而这一预见也在几世纪之后才应验了——在当时只被称为“建议”的所谓“阿利斯塔克预见”，其实也只是历史的后见之明罢了。对于预见的艰难，库恩给出了几条主客观条件：一是常规问题解决活动全都宣告失败，二是理论的崩溃和增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间经历诸多此消彼长的理论发展，事先不可能确定究竟哪一个节点才是将来的主导），三是导致旧理论崩溃的问题其实早有定论（只是不同见解会被边缘化，问题未被研究透就忽略过去了）（库恩，1962/2012：63）。以任一科学研究的历史性以及科学家的生命周期为限，上述困境几乎很难突破，毫不夸张地说，除了上帝，没有人能够高踞科学研究之上一窥全景与未来。
其次，库恩强调范式转换孕育于科学发展进程中的偶然而不是有明确指向的必然。
库恩宣称《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最直接的目的”是“敦促学术界改变对熟悉的资料的看法和评价”（库恩，1962/2012：4），这种看法和评价将科学发展描绘成“累积性发展的理想图示”（库恩，1962/2012：82），亦即暗示科学发展有可以预见的明确方向并建立在循序渐进的累积性成就基础之上。但是库恩认为“科学从未因累积始料未及的新奇现象而发展过”，并毫不犹豫地断言：“这种情形的例外几乎不存在。”（库恩，1962/2012：82）
在库恩看来，科学的发展要归功于科学家善于观察且抓住了研究中偶然出现的某种“反常”，其特征是无法被现有范式同化，库恩认为“只有这类现象才会促成新理论的发明”（库恩，1962/2012：83）。科学家在持续关注与不断改进实验方法的变化中，最终确定该现象的本质并完成命名，至此才引发了科学的跨越式发展。
再次，库恩的范式理论强调科学发现的历程阻力重重而不是轻松愉悦的好奇之旅。
库恩曾指出，上述偶然事件远比科学报告的标准格式所能容许我们觉察到的要频繁的多（库恩，1962/2012：48），但科学共同体却更愿意将科学发展归功于主导范式，这种认知矛盾恰表明科学发展伴随着无处不在的阻力和艰辛，换句话说，范式固有的排他性限制了科学的创新。
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库恩，1962/2012：88），同时也是提供了各种概念的、理论的、工具的和方法的牢固网络（库恩，1962/2012：35），只要科学家决定使用某种特定的仪器，并按照规范的方法使用它，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就不是完全不可预计的了。科学家在范式指导下安全但很少创新地从事研究。
综上所述，库恩的范式理论意义在于：第一，提供了关于科学史的认识论指导，即如何将看似断裂不相容的不同发展阶段（如地心说到日心说、燃素说到氧化说、光的微粒说到波动说等）连贯成内在逻辑一致的完整科学发展史链条；第二，库恩没有也不打算提供门类科学演进预测所需的方法，以静态“结构”的前后比较呈现科学史的变迁才是库恩的主要研究任务；第三，如果非要说范式理论具备方法论意义的话，只能说库恩最终的结论是，若想取得范式突破，必须采取与现存主导世界观相违背的全新世界观来指导研究，第十章的标题“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明白无误地传达了这个理念。
二
CiteSpace的核心
技术难以支撑愿景大厦
就逻辑而言，CiteSpace的开发者误会了库恩的范式理论，并不意味着CiteSpace就一定不具备预测知识拐点的功能，何况理论的强大就在于其内在逻辑可以诱发人的主观意志，最终在实践中“发现”经验对应物，如历史进步观就已经“历史正确”了很多世纪。但是本文仍然认为，CiteSpace难以帮助传播学实现“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主要原因在于CiteSpace的核心技术难以支撑愿景大厦。
首先，CiteSpace的主诉功能依然只是着眼于描述结构变迁，难以承担预测使命。开发者在详论CiteSpace设计理念及功能的文章CiteSpace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中，曾详细介绍CiteSpace的三大分析指标：“Labeling Co-Citation Clusters；Improving the Timeliness of Visualized Co-Citation Networks；Computationally Identifying Pivotal Points” （Chen，2006）。据此可知，共被引分析被确认为CiteSpace的主诉功能，计算可识别关键节点则可视为延伸功能，前两项是真实功能，第三项是预期功能；前两项为平行关系，而前两项与第三项之间则是条件关系，即以共被引作为识别节点的前件推导出后者。
此外，因为开发者的表述原文是：“We assume that transitions between transient researchfronts are traceable in terms of citations and co-citations”（我们假设研究转换的瞬间可以通过引用和共引寻迹）（Chen，2006），本文认为，这句话应被理解为，CiteSpace具备预测知识拐点功能的表述本身即是一个尚待论证的假言命题。由此，CiteSpace开发者的上述表述让人联想起库恩关于脚注文献的善意提醒，即脚注中所引技术文献分布的转移，可被视为确定“科学革命发生”的“可能指标”加以研究（库恩，1962/2012：5），不同之处是CiteSpace的表述更增强了关联度，相同之处是两种表述都表现出同样浓重的史学后见色彩。因此我们断言：CiteSpace有能力回溯学科发展史的结构性变迁，但是这样静态的观察结果，发生在转换已经基本定型甚至是完成之后。因为以学术研究的常识而言，思考总发生在研究未显山露水之时，若已有显见的文献转移，研究早已进入热门时态。
其次，CiteSpace作为文献学下某一细小指标的可视化呈现，无法独立完成作为二阶哲学的文献计量学可预期的批判功能。
追溯CiteSpace的家族根脉，会发现“文献学-文献计量学-引文分析-共被引分析-共被引可视化呈现”这条从根本到枝桠的知识考古脉络，作为知识链条底端， CiteSpace分有文献学应具备的批判功能。与此同时，脉络也是一部从文字到图像、由抽象到具象的演进过程，迎合了当代学科定量化趋势（邱均平，段宇峰，陈敬全，宋恩梅，嵇丽，2003），但可能存在机进人退的技术之治。本文认为，若想借CiteSpace发挥作用，需要在配套的思维训练、全面的资料收集以及资料的科学阐释上下功夫。换句话说，CiteSpace描绘的知识图谱，仅仅是真正开始理论学习的预备阶段——它指出了文献查找的方向——但接下来的文献查阅、筛选、补录、辨析、批判，还远未开始（肖明，邱小花，黄界，李国俊，冯召辉，2013）。
实际上，软件开发者也强调“解读是关键”（陈悦，陈超美，刘则渊，胡志刚，王贤文，2015），CiteSpace标示出来的任一节点都应该被专业人士仔细阐释。解读不可避免会同时表现出建构和规范的双重色彩，需要运用学科认可的基本概念、表述方式和思维逻辑，但是背后支撑的则是专家的学术视野、理论高度和阐释力度，甚至还包括浸润专业数十载方始养成的学科史家思维，后者才是决定研究价值高低的重要指标。若视野更开阔一些，如放在学科交流的层面来讨论解读的问题，还会发现建构极具学科及个人色彩。由此我们断言，CiteSpace作为知识管理工具，只显示了接近学科的便捷路径，却不必然假定路径指向就是家园，更不能因此赋予指向以科学权威。
三
CiteSpace于传播学究竟意义何在？
如果CiteSpace不能完成库恩科学革命的使命，也难以承担预测知识拐点的作用，那么CiteSpace于传播学科发展究竟有何意义？本文认为，CiteSpace可以在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以否思的认识论指导发现学科反常；二是在问题导向下验证某种假说是否成立。
“否思”（unthinking）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学科研究思维方式，建立在对学科现有知识的批判反思基础之上，但是又与反思不同：反思回答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这样？”而否思回答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不那样？”前者是建构主义的顺向思维延伸，为当下研究寻找历史合法性，在研究深度上优于现象描述；后者是解构主义的逆向思维探索，挖掘被当下研究错过的可能向度，在科学研究中已经进入学科元思考的层次，类比如元哲学的范畴。实际上，“科学的科学”即为二阶科学，其实也就是元科学了。因此，如果CiteSpace分有文献学作为二阶科学所具有的批判功能，那么否思的思维方式就应该是CiteSpace的核心要义。
但是本文发现，虽然《国际新闻界》所刊例文在前言部分引用了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精彩论述，也引用了陈超美等CiteSpace研发者关于“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的愿景诺言，实际上上述CiteSpace应用完全背离了否思的内在精神。三篇文章无一例外地将CiteSpace作为建构性辅助工具加以使用，它们在行政学派思维指导下非批判、超历史地描述学术权力地图（李彪，赵睿，2017），曲线趋势、关键节点和知识网络（张小强，杜桂佳，2017），以及前沿热点（陈辉，陈力丹，2017）等话题，恰迎合了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精致化的研究表现（库恩，2012：21-22，44），与范式革命的创新诉求南辕北辙了。这样的背离同样发生在其它CiteSpace传播学科应用研究中，如一篇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上的关于健康传播的研究，就在摘要中明确“通过作者共被引分析（ACA）、文献共被引分析（DCA）以及关键词共现分析（KCA），勾勒了世界健康传播发展史，廓清健康传播的学科范畴和基础理论框架体系，全面了解现代健康传播的领军人物及其重要贡献”（包洪岩，殷晓莉，兰小筠，2013），研究不仅不打算考察 “为什么这样”，甚至退回至描述“是怎样”的层面。
实际上，如果研究者以“否思”指导研究，聚焦于“反常”并持续关注、深入思考，研究完全可以做得更有价值。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知识结构与前沿热点：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图谱分析》一文为例，CiteSpace的技术发现中最有价值的反常是“中国研究者未获得与其文献发表量相协调的学术影响力”，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来自专家的经验观察，但问题提出若同时具有技术支持，则可以具备某种客观的真理性，奠定该问题可被学科共同讨论的科学前提，由此CiteSpace帮助完成了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发现问题；但是接下来的解读则应该以批判与阐释的方式进行，因为学术研究需要的宽松环境和公认的普世价值践行是工具无法探测到的，尤其对深受外部政策导向以及意识形态影响的我国传播学科而言。遗憾地是，研究者在技术惯性下又将问题交还给了工具，放弃了从更高的视野、以学科史家思维、结合中国现实给出解释，直接导致了该话题的研究结论难企高度。
当然，本文也承认，以否思的认识论指导发现学科反常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通过技术外显的问题。因此，CiteSpace的作用途径可能来自于更具有操作性的研究技术——问题意识培养，即研究者应先提出研究问题，再根据问题提出理论假设，最后通过CiteSpace加以验证；即不是跟在CiteSpace的逻辑下游解释CiteSpace发现了什么，而是站位CiteSpace的逻辑上游探究作为症候的CiteSpace发现指向什么症结。
本文认为上述研究思路可以给传播学研究带来启发，如果研究者对传播学科的内卷化研究现状感兴趣，完全可以将共引分析作为内卷化的症候，反向推导内卷化在选题取向、论据选择、文献分布、价值判断等不同层次及面向上的表现，在这一系列指标关联形成的研究兴奋区中深入挖掘真正有价值的传播学批判研究话题，也许这是传播学研究的新增长点。
四
结语
陈力丹曾经对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科引进数学方法的艰难有专门研究，提到囿于历史局限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学界曾轻蔑将传播学科中的统计、逻辑和数学的方法呼为“唯心主义糟粕”（陈力丹，王亦高，2009）。时至今日，我们开放接纳了各门学科，传播学也因此更彰显学术品质。因此本文首先表明立场——对新方法的追逐和接纳都是值得鼓励的——本文评论的只是人为拔高或有所隐瞒地利用某种研究方法和工具。具体而言，研究若能在两方面体现研究者的辩证唯物主义修养，那么CiteSpace的引入、应用、评价会更加客观理性，也更能带给学科积极影响。
一是对适用工具的祛魅处理，CiteSpace确有优势但不必拔高。从技术来看，CiteSpace是不少于12种可用于共被引分析的软件中的一种（肖明，邱小花，黄界，李国俊，冯召辉，2013），它的核心竞争优势是能转换并处理CSSCI的中文数据，而此前其他软件仅支持Web of Science中的数据格式，导致国内学界在软件应用上的瓶颈。但是同时我们了解到，仅就共被引分析而言，Excell也能完成。有学者曾采用Excell和CiteSpace获得作者原始同被引频次，只是Excell的抽样、编码、录入、查找、比对、简化、呈现等一系列步骤都需要人工介入，而CiteSpace只需录入即可得到图形化呈现（秦长江，2010）。另外，如关于微信研究的高频词共现分析，研究者也可以通过数据挖掘与统计分析软件SPSS23.0、书目共现分析系统Bicomb2.0、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6.0、可视化软件NetDraw及Excel2010等工具完成（冯焕华，任博，2017）。本文认为，CiteSpace的数据处理优势可以成为国内引用该工具的必要原因，但是不要成为神话的来由。实际上在现已发表的CiteSpace应用研究中，大部分作者都与大连理工大学有某种隐秘关系，而CiteSpace的确是华人学者陈超美与大连理工大学合作开发的软件，这提醒我们，相关文献研究背后的商业动机不能忽略。
二是适当的文献综述交代，共引分析不是新鲜事儿，只是之前是朴实的“文献计量学”称谓，如今是更时髦的“CiteSpace”等外文名称了。共被引分析的新闻传播学科应用早已出现，国外的如Tankard等人（Tankard，Chang & Tsang，1984）首次采用共引方法分析新闻学研究领域前沿热点，境外的如2003年两位华人学者Chang ＆Tai对2000—2002年间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进行文献共引网络分析等（Chen ＆ Kuljis，2003）。国内的如张忠民等（张忠民，阳欣哲，张国良，2010）以文献计量方法对新闻传播学领域“媒介”“媒体”“传媒”三词使用现状分析的研究，相清平（2011）对国内网络民意的文献计量学研究等。这样的文献梳理有助于研究者和学习者的心态平和。
行文至此，本文再次诚挚表明毫无敌意与不敬之心。本文认同学界共识，即传播学范式革命的第一推动因不在学科内部而在学科之外，CiteSpace用与不用都不是影响传播学科合法性地位和发展前景的决定性因素。所寄望的只是，工具能发挥些许作用；顾虑的只是，工具还未被好好使用，就已经不能再好好使用了。希望只是杞人之忧。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7期。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 / 杨木
订阅信息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
您也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
此外，编辑部还存有少量过刊，您若需要，可微信私信我们或发邮件至 gjxwj@ruc.edu.cn 与我们联系哦！
标签: excel可以做共现分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