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在今年的国潮风中，我们看到了“996”之外的另一种生活图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脚踩土地，面朝旭阳。
临安的清晨，戴着草帽的村民挥杆打下山核桃；千岛湖的水面上，一网肥腻的鱼跳跃而起，鳞片、鱼尾、鱼头、鱼泡，每一个部位都是一盘“千岛湖味儿”；良渚的秋风里，沉甸甸的新稻迎风浅吟低唱，做着5000年稻香的梦……
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诗意栖居浓墨重彩了起来。自2011年杭州市开展“联乡结村”活动以来，工行杭州分行积极参与淳安县枫树岭镇结对帮扶，做好多元支持。今年，工行更是积极推动当地农特产入驻工总行“融e购”电商平台，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路，为美丽乡村建设加大金融助力。
这方土地，吸引着年轻人来造梦，也吸引着金融机构来精准滴管。种养殖、电商、直播，黄土地焕发新生机。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目标里，我们循着新农人的足迹，描摹那一份本真生活。即日起，浙报集团·钱江晚报联合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分行，带您一起在杭城乡野探寻“诗意栖居”。
“一个月一角的利息，10000元借两个月只拿到8000元。”今年60岁的临安白牛村人童国良，仍对19岁时的一笔民间借贷记忆深刻。这是他当年做毛竹生意的原始资金，利息高得吓人。
今年5月，童国良又做起了新疆纸皮核桃的生意，用时尚的话来讲，就是“再创业”。10月20日，他从工行临安支行贷到了一笔30万元的信用贷。“利息很低的。”童国良说，银行的贷款，他很放心。近日，临安降雪，童国良夫妇在雪中合照。受访人供图
从银行拿贷款，童国良想也不敢想。但今年，像他这样从工行获得贷款的农户越来越多。
“我们总行成立了乡村振兴办公室，杭州分行也成立了专班。总、省、分行和我们支行四级联动，让我们做业务有了依靠。”工行临安支行行长陈建军告诉记者，工总行推出了“工银兴农贷”，为不同的农业经营主体量身打造不同的普惠贷款产品。
今年，浙江肩负起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乡村振兴是必经之路。金融机构主动下乡，尤其是国有大行带着低成本资金走进田间地头，为村民创业提供了资金支撑。工行杭州临安支行客户经理向农户介绍“兴农贷”产品。
苦孩子“老八”
电话采访好童国良后，他在微信上给记者发来一组视频，内容是自家装修一新的三层别墅，还带着一个大院子。这样的别墅，如今在江浙地区的农村很多见，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童国良的这栋房子，作为村里首幢，无疑引起了村民们的艳羡。
童国良新近装修的房子，视频由受访人提供
童国良是苦孩子出身。“我妈生了9个孩子，我是老八。”16岁时，童国良的母亲去世，哥哥老三患病，姐姐们都已出嫁，他扛起了赚钱的重担。每天，童国良起早贪黑地做饭、养猪、下地干活。一双8块钱的解放鞋，经过一个农忙就破得不能再穿。
家里6亩地，童国良都种上了麦子。辛苦了一个冬季和春季，到头来总收成却不到1000斤。“那时候100斤麦子是19块，200块都没有赚到。”见种地不赚钱，童国良就去打工。他帮人砍毛竹、剖毛竹，再将加工好的竹子运到杭州四季青。这样一天的工钱是8块钱。
这些竹子运到四季青后，当地村民用来搭大棚种蔬菜。童国良交货时发现，一车毛竹可以赚300块。“300块是什么概念？那时候中华香烟只要8块钱一包，现在要70块。”童国良向记者解释。
这300块，让童国良动了心。他决定自己来做这笔买卖，这一年是1980年，他19岁。
回到村里，童国良向农机厂的老工人借钱。“我借1万块钱，借2个月，利息1毛一个月，到手只有8千块。”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笔如今算来年化利率高达120%的高利贷，童国良也吃下去了。
拿着这笔高利贷，童国良又跟亲戚朋友借了1万元。兜里揣着这笔钱，他三天时间里向四个村子采购了50多万斤毛竹。但竹子运到杭州后他才发现，由于自己没在现场监工，这批竹子严重缺斤少两。“第一次是亏的，亏得一塌糊涂。”
毛竹坐邮轮出海
第一笔生意亏了，童国良顶着巨大的压力，从白牛村转到昌北去采买竹子。在昌北，童国良专门寻找重量25斤左右、长度不低于7米的毛竹，这些毛竹用来供应建筑工地，做造房子用的竹架板、毛竹片和脚手架。
童国良收购时，按照16元100斤的价格采买，一车装2500斤，每车成本是400元。拉到杭州后，工地按照每根10块-12块的价格购买。“这样一车就有将近1000块好赚，有时候要拉好几车过来。一年就翻本了，还赚了好几万。”童国良说。
经验摸出来了，童国良的毛竹生意也越做越大。后来，赶上杭州基建的高潮期，童国良与地产工程队合作，往杭州一车车拉毛竹，按项目结算，每次结算的价格都在100多万。2001年，浙大紫金港校区开建时，也是童国良供应的毛竹。“这个项目也赚了七八万元。”
七八年前，童国良的毛竹生意迎来发展高峰期。“我的毛竹还运到了安哥拉，邮轮过去的。”童国良告诉记者，13米长的卡车装着毛竹运到山东港口，吊进集装箱打包，再上游轮，漂洋过海抵达非洲。“一趟货来回半年时间。”谈起这些往事，童国良颇有些自豪，“这些毛竹都是参与我们国家援非建设的。”
过了这个小高潮，建筑行业对于毛竹的需求降下来了。“后来造房子，都用钢管了，脚手架也慢慢换成钢管。”需求降下来了，生意也渐渐淡下来。
60岁再创业，他在临安卖纸皮核桃
临安，是生产山核桃的地方。童国良又做起了山核桃的生意。隔行如隔山，山核桃这门生意也不太好做。
“一开始都是要吃苦的。”童国良说，一位龙港的朋友跟他定货，他晚上去村子里收货。第一次收，是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童国良走了几里路，路过一个老村民家。“她有几十斤山核桃，说要留着自己吃的。我想留着自己吃肯定好啊，我说你卖给我吧。”童国良捧起山核桃，就着月光看，色泽发亮，满意地全部收回家。朋友收到后一看，这都发芽了，没法吃。
第二次，童国良留了个心眼，发芽的不要。结果这一次收回家发现，一多半都是空壳。吃了几次苦头，童国良的山核桃生意也起步了。他带着塑料袋装的山核桃发往杭州、嘉兴、上海。“别人劝我用塑料罐，塑料罐重，一斤山核桃到手净重只有6、7两。我用塑料袋装，实打实一斤的。”童国良是个实诚的人，但是山核桃价格变化快，规模做不起来。
在昌化，尤其是白牛村，几乎所有人都在做山核桃生意，童国良没有竞争优势。“大家都在做，我就做新疆那里的纸皮核桃。”今年，年满60岁的童国良及时调整方向，他通过朋友联系了两家国内头部的坚果制造商，向他们供应新疆纸皮核桃。
今年5月5日，童国良的第一笔生意来了。一辆红色的解放牌卡车，装着32吨纸皮核桃，从新疆出发到浙江，一周时间跑了5000公里，算是一趟生意。童国良赚的是其中的差价，少的时候一斤赚1毛，多的时候1斤赚1块。
装满纸皮核桃的卡车。视频由受访人提供
做这门生意，需要充裕的现金流。“新疆那边要现结，1分钱也不能欠。”收购价是16块一公斤，一车32吨，就需要50多万现金。有时候采购量大，一次采购需要好几辆车同时运，需要的现金就更多了。
生意做了近40年，童国良早就不是缺钱的人了。但如果更有钱，他的生意就可以做得更大。
今年10月，童国良收到一个短信，说他有工行的信贷额度可以提。“到底是不是工行，是不是骗子，我不知道，就去工行问。”对于短信，童国良很谨慎。到了工行网点，接待的工作人员看了短信后，马上肯定了童国良的谨慎，同时，她请来了负责信贷的同事来接待童国良。
闲聊之下，童国良了解到，像自己这样做生意的，可以在工行获得30万元信用贷，“月息只有0.4厘，太低了。”童国良有些喜出望外，当即申请了这笔贷款。“不用抵押、用信用贷就可以轻松贷给我30万。”10月20日，童国良的贷款就下来了。
拿到贷款，童国良再一次想起那一笔月息1角的民间借贷，他向记者感慨“我走到今天，吃的苦头太多了。不过，现在好了！”
金融下乡，服务新农村新农人
童国良所在的白牛村，不是个普通的村子，它是中国淘宝第一村。2013年的时候，村子开淘宝小店，销量一年达1亿元。去年该村的销售额是5亿元。这个村，年轻人也特别多。村书记金土根告诉记者，这几年，除了考上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年轻孩子，年轻人毕业后大都回村做电商生意了。
临安白牛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今年，工行来到村子里开展信贷合作。“村民们很喜欢，因为工行的利率低，年化只有4%左右。”金土根说，工行的贷款有一个特点，就是“富的可以贷，穷的可以贷，只有信用不好的人不可以贷。”他在村子里做了20多年的信用员，没有发生过一笔借钱不还的。工行临安支行行长陈建军告诉记者，工行与该村合作后，村民需要贷款，只要村书记推荐，基本就可以获得信贷。
童国良说，以前根本不敢想象，自己还能从银行拿到贷款。确实，在以往，银行的服务大都放在城市，放在工业园里。但这两年，银行“下乡”的节奏越来越快。
“做商业，有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国内保理等等，那么农业也需要很多产品。”陈建军告诉记者。
上世纪80年代，工行就在临安设立了网点，但是一直以来，网点的服务对象以政府项目、工业项目居多，“三农”像一块未开垦的荒地。今年，工行推出“工银兴农贷”品牌，涉及农业、农村、农户的产品逐渐丰富。
“打仗不再赤手空拳”
今年5月，陈建军在村里“跑”起来了。18个镇街，他跑了17个，农户家里去了又去，找了五六个村支书一次次开座谈会。走家串户时，陈建军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农村。
“以前插秧，一个人一天可能种一亩地，现在一个年轻人回乡，一天500亩，他用插秧机来种。杀虫，以前农户背着药水桶，现在用无人机，办公室里坐着规划路线就好。”陈建军看到了很多“新农人”，他有些兴奋。借着工行的资金，这些“新农人”的田园世界将更加广阔。
陈建军把乡村振兴比喻成“打仗”，而工行的系列金融产品成了“武器”。“打仗有武器了，不是赤手空拳。”村社e贷，农企e贷、农机e贷、农户e贷，四款产品组成的“工银兴农贷”给集体经济、合作社、“新农人”、养殖户、种植户都搭建了融资通道。工银兴农贷在杭州市中心的展示
有了好产品，还需要渠道来推广。陈建军说“网点是桥头堡，是核心渠道建设。”但有些地方没有网点，工行就进村打造自助服务点，甚至在民宿、农家乐里建立“合伙人”制的服务点，扩大工行覆盖面。
物理服务点抵达不到的地方，工行以互联网渠道来延伸。有一次，陈建军去一个村子走访，一位村书记说“陈行长，你们工行的服务是很好，但是我们这里没有你们的网点。”陈建军听了反问“您上一次去银行网点是什么时候？”这位书记想不起来。
推广工行服务，网点不是决定因素。陈建军要求网点工作人员做好统计工作，一个村一个Excel表格、一个微信群，“科技服务乡村振兴，就要借助科技的力量。群里说一声，村民就知道了。”
科技的手段，需要手机银行配合。手机银行功能多，对于村里人来说，有些难。陈建军就向上级行申请开发一个简单版的手机银行，这是专门针对乡村振兴的，存款、贷款、理财一目了然。目前，这款手机银行已在村子里试运营。“我们让村民看是否够简单，如果不够，那我们继续改。”
金融下乡，服务乡村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临安支行按照“客户最多跑一次，客户经理至少跑一次”的理念，一步一步在临安耕耘。如今，该行一共对接了31个村，总授信295户，授信总额5730万元。这些授信，就成为了村民们创业的备用金。这些资金，也让现在的村民在创业时，不再经历童国良那样的缺钱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