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就像人生旅程的灯塔，如果没有这片澄明，人生就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如此我们将生活在无边的黑暗和痛苦之中而不自知。
这几年我陆陆续续和很多人交流，年龄跨度从85后~00后，发现很少有人活得自洽，我们在时代和环境的巨变中感到焦虑，对自己行走的道路不坚定，心中难免有不安、失控、迷茫之类的负面情绪。更糟糕的不仅是对当下感到恐慌和不满，还有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怎么才能走向“自洽”，摆脱这些问题的困扰。一天天的生活，就像困兽之斗。
不过有趣的是，似乎很多矛盾是从步入社会的时候才集中爆发的。
至少对于在学生时代的很多同学而言，这些感受是陌生的。为考试焦虑，渴望家长的认同，还有多久放假，XX男生/女生喜欢/不喜欢自己的兴奋或者失落... 除了原生家庭可能存在的复杂性之外，学校能够带来的情绪影响大多可以被归类于此了。
中学时代的孩子是几乎没有选择权的，都是批量生产的好学生。
就是要努力刻苦地学习，考高分，以后读名牌大学。除此之外，最好是去竞选个班干部，做个志愿者，学点文艺特长。在这样的语境下只需要一种能力，就是「高效执行」。不需要问为什么要读名牌大学，只需要去实现这个目标就好了，因为即便想刨根问底，也不会改变答案的唯一性。到了大学，这个传统也会延续下去，如今大多数的高校，绩点还是至高无上的存在，直接影响保研，深造，各种荣誉和好处；哪怕不是以绩点为王，也总会有类似于名企暑期实习，论文发表，比赛大奖之类的有限几个目标，让所有人争相追逐。
可是步入社会之后不仅没有唯一的答案，更没有明确的实现路径。
在更大的世界里，爆炸的信息不断传送各种成功的，幸福的人生范本，或者是失败的，崩塌的悲剧故事，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在走向逐渐个性化的人生轨迹。成年后面临的社会和生活一团乱麻，曾经多年被锻炼的「高效执行」模式经常会失灵，因为执行什么，已经成了最大的灵魂拷问。不知道自己到底处在一个怎样的局里，在局中的什么位置，理想的且可实现的未来是怎样的，该如何一步步去实现。
成年后的诸多痛苦，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归咎为无能狂怒。走出这些困境，是需要应对此类困境的思维能力与认知高度的。
前面提到过，学生时代几乎只需要一种思维模式，就是「高效执行」，带着这样单一的头脑进入社会后，导致以我为例的大多数人，都陷在「不自洽」的情绪漩涡中和自己不断周旋和内耗也无法挣脱。
哪怕是天才如毛泽东，在他的青年时代，也和很多年轻人一样迷茫。比如他曾经投笔从戎，想要通过浴血疆场建功立业。当了半年的兵又退出军队去上学。一会被警校的宣传吸引，一会又被制皂学校的标语打动。有的朋友推荐他去读法校，因为学校承诺三年毕业后就能当法官，另一位朋友又劝他去念商科，因为国家目前穷困潦倒，急于发展经济... 毛泽东也曾在这些选择中左右摇摆，不知道何去何从。后来他虽然选择去读了商校，但没多久又退学了，退学之后去读了湖南最负盛名的省立一中，但没多久，他又双叒退学了，因为学校教授的内容太狭隘，又规矩繁多。直到他在一师遇到了人生导师——杨昌济，毛泽东才停下了自己不断调转车头的脚步。他曾说，“我的知识，我的学问，都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
那么杨昌济怎样的教育，打动了如此挑剔的毛泽东呢？
我认为，正是应对复杂世界最根本的能力，哲科思维的教育。
杨昌济曾留学英、日、德三国，学贯中西，他在文中曾写道，很多学生入学之后，都急迫地想学习一些实用的技能，就像现在的PPT，excel，python一样，但其实，这是一种误区。对青年而言，首先要培养的就是哲学和科学的思维模式与看问题的视角。
「没有哲学思想的人是庸俗的」
「欲解宇宙之现象，不可不用科学之研究，欲认识宇宙之本题，则不能不依赖哲学的思考」1
杨昌济的这些教诲让毛泽东深受触动，他不仅广泛研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尼采等哲学大家的原著，还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将杨昌济所编译的《西洋伦理学史》逐字抄写，整整七大本。在给黎锦熙的信里，毛泽东恳言：「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之人，改造哲学、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故吾以为，欲使愚人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足以见得毛泽东对于哲学的学习是多么投入，对杨昌济的教诲又是多么深以为然。2
杨昌济的教育观点，用我的理解再来表达更具体一些，就是这个世界，我们所处的社会，其实都有一些亘古不变的底层规律和法则，那是一种不随着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道」。
将人类社会比作精妙绝伦的游戏，那么这些天道，就是游戏规则。当一个人能够越来越多地了解「天道」，他就掌握了游戏规则，如果再勤加练习，他就可以更容易看清楚自己在更大的世界中所处的位置，能够预判事物发展的方向，从而明白自己该如何前进。
举一个觉醒年代中的例子，很多人应该都看过。第二集里，汪孟邹回忆道，自己年轻时曾想向时任安徽柏文蔚秘书长的陈独秀谋个县长的位置坐，但陈独秀却告诉他，这年月，当官是最高危，最短命的职业，那说完蛋就完蛋。如果有钱，建议他到上海去开个书社，定能谋个安稳的生活。后来，果然那些县长是死的死，逃的逃，没一个落得好下场。而汪孟邹因为听从了陈独秀的建议，在上海开了一个书社，后来还通过书社赚的钱支持了《新青年》相关的革命事业。
我不知道是否有艺术化的加工，但编剧应该想勾勒出陈独秀这样的形象：他高屋建瓴地鸟瞰了社会，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眼界与思考。当大多数人还在跟风去谋官职的时候，他已经敏锐地发现了社会的动向，那就是，当官恰恰是最差的选择，非死即伤。而基于这样的判断，陈独秀才能给出汪孟邹人生方向的建议，更是因为陈独秀非同凡响的思想和认知，他才能引领中国人“换脑子”，从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辟出一道光来。
对应到开篇，大家所表现出来的迷茫、不安、失控感，某种程度上，正是来自于缺乏应对复杂世界的能力。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近百年来最为动荡的时期，社会快速的变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病毒席卷全球... 这种混乱和复杂，对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思维能力的要求会更加苛刻。如果可以像剧中的陈独秀那样，一眼识破问题的关键，找到错综复杂的谜题中的杠杆解，便可以消解大部分的恐惧和茫然。
读到毛泽东在一师求学的相关资料时，我恰好在b站上看了一个关于哲学的一系列课程。课程上来就介绍了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哲学以及哲学研究的都是哪些问题。我当时就感到非常遗憾，如果在高中甚至初中的时候，就学习、接触和思考这些问题的话，也许我的人生就不会陷入长久的茫然无措中。
当然，这应该是我个体的问题。毕竟在学校的时候，哲学虽然不系统，也是多少有教授的，科学类的课程更是汗牛充栋。
是的，很多年都在修习一些技法，追求一些标签和浮于表面的虚名，当来自于内心和外在诸多复杂的考验接踵而至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早已乱了阵脚，直到近期才猛然发现了救赎之法。
1《杨昌济文集》
2 《解读青年毛泽东》